“过渡劳动”：解读外卖骑手的真实人生故事中国每天产生超过一亿份外卖订单，这背后是一亿多次外卖骑手的配送，平台经济的兴起，也催生了以算法为核心的零工经济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。2020年，《外卖骑手，困在系统里》一文引发热议，倒逼平台算法改革，更将外卖骑手研究从边缘议题推向“显学”
“过渡劳动”：解读外卖骑手的真实人生故事
中国每天产生超过一亿份外卖订单，这背后是一亿多次外卖骑手的配送，平台经济的兴起，也催生了以算法为核心的零工经济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。2020年，《外卖骑手，困在系统里》一文引发热议，倒逼平台算法改革，更将外卖骑手研究从边缘议题推向“显学”。2021年，“美团”公开骑手配送时间算法，算法伦理和平台劳动者权益问题也进入公众视野。
孙萍，一位“e值99.9%”的青年学者，她的博士研究正是聚焦外卖骑手这个群体。过去八年，她和调研团队走访了中国19个省份，深入县域，采访了三百多位外卖骑手，最终将她的田野调查成果凝结成《过渡劳动：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》一书。
“我2017年开始做外卖骑手研究，”孙萍回忆道，“那一年我刚入职社科院，正值外卖行业蓬勃发展时期。当时补贴大战盛行，一单外卖能赚20块钱，媒体也报道不少外卖小哥收入过万的情况。”
看到街上来来往往的骑手，每个人边跑单边拿着手机，孙萍意识到，骑手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议题。
“做田野调查一开始挺难融入的。”孙萍坦言，“最初我去学校附近一家粥店蹲点，老板发现我总是在那儿抓骑手却不吃饭，就把我赶出来了。后来我意识到应该先在那儿吃饭，再去和骑手聊天。”
孙萍的团队发现，外卖骑手的群体十分多元，其中70%是农民工群体。和他们聊天需要灵活变通，不能太过正式。
“有一次我们的学生去跟一个师傅聊天，一上来就说‘我是来自中国社科院的学生，想对您进行一个访谈’，师傅吓得从椅子上掉在了地上，迅速跑掉了。”孙萍笑着说，“后来我们转变策略，先上去跟骑手搭讪一下，比如问问他今天跑了多少单，距离感就会很快拉近。有一些骑手其实挺有倾诉欲，我们的友谊会持续很久。”
通过几百位的骑手访谈，孙萍发现，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，有农民工、创业失败的老板、负债的个体工商户，也有大学生和白领。
“我们问他们‘你为什么跑外卖？’”孙萍说道，“他们的回答几乎都是‘我想先过渡一下’。这是当下普遍的零工劳动者的状态，他们在快速流转和不确定中寻找一个缓冲地带，跑外卖并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。”
孙萍在书中提出的“过渡劳动”概念，包含三层含义：
- 临时性、周转性：许多骑手将外卖视为一种过渡性的工作，希望通过它积累资金或寻求新的机会。
- 人群的过渡：大多数骑手来自工厂、建筑工地，加入外卖行业后，很难再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。外卖的“自由”相对来说更吸引他们。
- 平台的过渡：即使离开外卖平台，骑手也会跳到其他数字化平台，比如从美团跳到饿了么，再跳到闪送。在这个不停的过渡中，他们逐渐陷入一种持续性的、永久的过渡状态。
从2017年开始做问卷调查至今，孙萍团队发现，骑手平均的劳动时长越来越长。
“一开始跑外卖更多是一种兼职化的劳动，现在越来越全职化。”孙萍解释道，“经济下行，大家找工作都很难。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外卖行业，僧多粥少，竞争激烈。人均拿到订单变少，为了满足收入目标，骑手不得不主动延长工作时间，粘在平台上的时间越来越长。”
虽然大城市依然存在月入过万的骑手，但总体收入呈递减趋势。相比之下，小县城的骑手生活相对稳定，平均工资比餐厅更高，他们也更加容易见到家人孩子。
“跑外卖是一份手停口停的工作，来大城市打工的骑手普遍焦虑感很强，”孙萍表示，“为了赚取最大化的利益，他们存在比较严重的自我剥削。”
孙萍在书中还引用了盖伊·斯坦丁（GuyStanding）的“朝不保夕者”概念，这个概念指的是欧美社会的不稳定阶层。但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，早在秦汉时期就存在零工经济。
“我看过一篇论文研究，新中国成立之后，在最鼎盛的时期，有稳定保障的工人阶级占总人口也只有不到40%。”孙萍介绍道，“半工半农的人群，随着机械化生产，逐渐转变成农民工群体。当下中国出现大量互联网民工，其实是由传统的农民工转型过来的。”
目前，中国已经有2亿的互联网灵活就业人口，到2035年可能会达到4~5亿。这意味着，未来，每3~4个人中就会有1个人从事零工工作。
疫情后，就业压力增大，女骑手的比例有所增加。
“跑外卖其实是特别凸显男性气质的劳动，比如在高峰时段，你需要奔跑能力、驾驶速度、抗压能力，还要提重物，女性在生理上是不占优势的，”孙萍说，“所以我特别钦佩那些能够在大城市戴上头盔，骑上电动车穿梭在街头的女性。”
孙萍团队调研和采访发现，女骑手跑外卖的原因多种多样：
- 偿还债务、生计压力：与男性骑手类似，有些女性也因还债或生计压力而选择跑外卖。
- 夫妻档目标一致：有些女性来到大城市，是因为丈夫也在同一个城市打工，他们组成外卖夫妻档，目标是快速攒钱，用来赡养老人、给孩子交学费、盖房子、还债等。
- 离异、家庭变故、破产：还有一些女性是因为离异、家庭变故、破产等原因不得不出来跑外卖。
孙萍印象深刻的是阿岚的故事。
“我们见到阿岚的时候还是疫情期间，她的微信头像是一个盘着精美发饰的女生侧颜，我问她这个照片是谁？她说是一个来约她做发型的新娘子，她觉得特别好看，就用来做了头像。”
阿岚原来是一名理发师，也是一家理发店的老板娘。有一天去医院看病刷卡付钱时，工作人员告诉她卡里余额不够。她不相信，又换了一张卡，还是余额不够。她跑去银行，银行工作人员给她打了四五百页流水，少则两三百多则两三千。原来她老公在过去半年染上严重的网瘾，把她攒的170万全部输光了，还欠了几十万的外债。
阿岚被迫卖掉了自己的理发店，也一度想要离婚，但经过几个月的思考，她还是选择和老公一起跑外卖。
“对阿岚来说，过去她是理发店的老板娘，跑外卖是一个比较伤自尊的事情，”孙萍说，“我们之前见她每次眼圈都是红的，她花了很长时间来接受生活的变故。她跑外卖也很要面子，会跑到离她家10公里远的美食街，她说‘这样我不会碰到熟人’。”
对很多女骑手来说，走上街头本身就需要巨大的勇气。
“传统的家庭环境里，女性是作为一个稳定统筹的角色，比如早上起来先做饭，给娃穿衣服，送娃去学校……”孙萍说道，“但外卖是特别零散、随时准备出发的工作，有单就去接，没有单可能就需要等着，必须去适应这种不稳定感和流动性，还要兼顾母职。”
近年来，零工经济显著下沉，原本被困在家中的妈妈群体也开始频繁进出电商、直播、快递、外卖等行业。
“县城的女骑手跑外卖，是作为一个零工性的补贴家用的形式，就比较辛苦了。”孙萍说，“比如她五六点钟开始上早班，趁着跑单间隙去送一下孩子，下午四点半下班，因为要去接孩子，晚上就不跑单了，还有很多母职和家务要应付。”
在外卖领域，性别规范和“男性审视”也依然存在。
“比如街头的男性骑手很容易形成社群，发起转单、抢单的活动，一起打游戏、聊天。”孙萍说道，“女性会比较孤独，一般就默默地在一旁刷手机。但是在男性气质如此强烈的行当，在外卖行业活下来的女骑手，也都是有两把刷子。还有一些是从性格取胜，比如她跟顾客交流的时候更加有礼貌，更加耐心，能有策略地处理遇到的问题。”
中国每天产生超过一个亿的外卖订单，需要大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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